从“下海潮”到“考公热”:中国就业形势、结构及理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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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KZ股票配资(www.amkz.com)讯:从“下海潮”到“考公热”:中国就业形势、结构及理念的变迁(1978-2020)
  来源:粤开志恒宏观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 罗志恒
  执业编号:S0300520110001
  导读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增长、保市场主体的目的就是保就业,就是保民生和社会稳定。“稳就业”成为“六稳”之首,就业优先战略已被列入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经济结构、就业理念、就业制度和政策、教育发展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国的就业形势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诸如就业人员绝对人数下降、农业就业人员占比仍大幅高于农业的GDP占比、就业压力总体较大、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职业教育的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
  今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在1500万人左右,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达到新高,2021年仍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同时,当前时代和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日益攀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公来对冲不确定性,追求相对稳定,从90年代的“下海潮”走向“考公热”。
  本文梳理我国就业统计指标、分析当前就业形势和存在问题,从深层次的时代背景、经济结构和社会理念等多维度分析就业结构的变化,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摘要
  一、就业研究指标综述
  我国官方的就业失业统计指标主要有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PMI从业人员分项、求人倍率等。总体上失业率指标逐步完善并与国际接轨。
  登记失业率主要以城镇户籍人口为统计对象,且统计的年龄范围较窄(16岁到退休年龄),局限于行政登记行为。非城镇户籍、退休年龄以上、不去社保部门登记等情况就不能体现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因此,登记失业率难以全面反映我国整体的失业状况。2018年4月起,国家统计局按月发布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但是城镇调查失业率存在样本量偏小的问题(全国调查共12万户样本,约占0.03%)。
  考虑到官方失业率数据的局限性,我们多维度选取就业指标进行分析,从而更全面反映我国的就业形势与结构,涵盖:就业人员规模、城镇调查失业率、求人倍率、百度搜索找工作指数、各地区及各线城市的就业景气指数、智联招聘及脉脉等调查数据、高校毕业人数、本科生就业情况、考研人数、公务员录取率等。
  二、中国就业形势:较2020年形势好转,但总体压力较大,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1)就业形势好转,但仍有压力。受疫情冲击,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远超目标的900万人,但同比减少12.3%;2021年1-2月新增城镇就业148万人,较2019年1-2月下降14.9%。2020年年平均调查城镇失业率为5.6%,比2019年上升0.4个百分点,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5.2%,低于6%左右的预期目标,就业形势逐步改善但仍有压力。
  2)我国总体就业人员连续两年负增长;得益于就业优先政策和第三产业占比提高,每单位GDP创造就业的能力增强。由于出生人口持续下滑、老龄化率快速上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见顶(74.5%),绝对规模在2013年见顶(100582万人),中国就业人员在2017年达到了最高点77640万人,2018-2019连续两年负增长,2019年就业人员降至77471万人。伴随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009年的44.4%上升到2019年的54.3%,以及就业优先政策的实施,2009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创造的就业是117万人,2019年上升到225万人,2020年上升为516万人,当然这与去年采取了特定的稳岗稳企政策有关,不是常态。
  3)分区域和城市看,东部地区和新一线城市就业景气度高,长三角与珠三角高于京津冀指数。CIER指数是智联招聘网站的招聘需求与申请人数的比值,以1为分水岭,大于1时表明就业市场中劳动力需求多于市场劳动力供给,就业市场竞争趋于缓和,就业市场景气程度高。东部地区景气度最高,主要是岗位多;一线城市竞争激烈,二三线城市就业景气较好,主要是一线城市的申请人数多。东部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CIER指数高于京津冀的CIER指数。北京、杭州、上海、深圳、广州位列人才流入的前五大城市,南京、武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位列前十。由于一线城市工作、生活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压力,人才加速流向生活更舒适、竞争相对较小的新一线城市。
  4)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供需错配的结构性问题突出。2021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达909万人,较上年增长35万人,较1998年毕业的83万人涨了11倍,就业创业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本科专业的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数字媒体艺术连续三届是绿牌专业;绘画、音乐表演、法学、化学连续三年是红牌专业,这与相关专业毕业生供需状况、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匹配度不高有关。
  5)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增加、就业形势的严峻以及竞争激烈,研究生报考人数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考研人数激增。2021年研究生报名人数达377万,同比增长10.6%创历史新高,推迟就业时间。但是研究生数量的增加,只是就业时间推迟,而非彻底解决就业。
  三、中国就业结构变迁:经济结构、制度、就业理念
  1)城镇就业比重过半,且占比持续提高。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城镇就业人员持续增加。2020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60%。1978年,城镇就业人员达9514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23.7%,其后持续上升。2014年城镇就业比重首次超越乡村,达到50.9%,城镇成为我国就业的主要阵地。2019年,城镇就业人员达44247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进一步提高到57.1%,较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33.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
  2)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持续增加,2019年达47.4%,仍低于第三产业的经济占比6.9个百分点。推动劳动力就业向服务业转移将释放新动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逐年下降,2019年下降到25.1%,但仍大幅高于第一产业GDP占比的7.1%;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逐年增加,2019年达到47.4%,但仍低于其占GDP的比重的54.3%。
  3)非公有制经济吸纳就业能力增强,私营单位的就业发挥着越来越重的作用。1978年,城镇9514万就业人员中仅有个体就业人员15万人,其余就业人口都集中在国有和集体单位。2019年城镇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5841万人,城镇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数为38406万人,占比约为86.8%。其中,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就业人员分别为14567万人、11692万人,分别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2.9%、26.4%。
  4)外出农民工就业占比下降,中西部农民工回流。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959万人,减少466万人,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减少51万人。外出农民工占比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63.3%下降到2020年的59.4%。一方面是受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吸引了很多农民工返乡创业。
  5)城镇非私营经济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增速为负,公共管理、金融及教育等行业就业增速较快;信息软件业的平均工资最高,年平均收入达到了161352元。
  6)从“下海潮”到“上岸潮”,考公成热门选择。1978年改革开放和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很多抱着铁饭碗的人从机关事业单位辞职,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商创业,掀起了一股“下海潮”,即“92派”现象。当前时代和世界的不确定性上升,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等岗位由于工作的相对稳定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考公走进体制内成了越来越多的从业首选。
  7)就业理念的转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青年就业经历了服从分配、双向选择和自主择业三个阶段。
  四、当前就业存在的问题
  一是农业就业占比过高。农业就业占比逐年下降,但仍远高于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第一产业的就业数量远远超过其对劳动力的需求。
  二是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企业对技术性、实用性人才需求相对较高,但是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的制造业难以吸引年轻人,普通劳动力就业压力较大,劳动力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三是我国当前的就业质量有待进一步改善。未来要推动劳动的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加被尊重,“996”等严重影响劳动者身心健康的现象要逐步得到解决;针对失业人员提供覆盖面更大、水平更高的失业保障,对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失业保障范围。
  四是疫情的影响复杂多变,国际疫情还在蔓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也比较大,给就业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
  五、五大建议:经济增长和保企业是就业的基础
  一是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主体作用,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减税降费等方式激发企业活力,提供创新创业的基础。经济增长是稳定就业的基础。二是放宽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充分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作用。三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围绕劳动力市场的用人需求,开展技能培训,增强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引导教育培训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逐步匹配。四是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发挥失业保险基金的作用,让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人通过市场化方式就业,让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有社保兜底。五是发展都市圈城市群,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升级与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并举,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正文
  一、就业研究指标综述
  我国官方的就业失业统计指标主要有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PMI从业人员分项、求人倍率等。总体上失业率指标逐步完善并与国际接轨。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建立登记失业制度,所有的城镇无业者都必须到政府劳动部门去登记。由于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故将其称为“待业登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政府不再统一分配和安置就业,企业和劳动者开始进行双向选择。于是,之后政府相关部门便将“待业登记”更名为“失业登记”,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概念由此产生。改革开放初期,登记失业率对国家判断城镇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特别是开展失业保险管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登记失业率主要以城镇户籍人口为统计对象,且统计的年龄范围较窄(16岁到退休年龄),局限于行政登记行为,因此,登记失业率越来越难以全面地反映我国目前的整体失业状况。在城镇的农民工常住人口、城镇的退休年龄以上的人口以及事实上失业但未去登记的群体并不在登记失业率指标,导致该指标失真,比如2020年我国经济形势逐季好转,但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却逐步上升,一到四季度分别为3.66%、3.84%、4.19%和4.24%。
  2005年,我国正式建立了全国劳动力调查制度,开始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组织开展劳动力调查,进行调查失业率统计,每年调查两次。2009 年 3 月,为更及时准确反映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建立了 31 个大城市月度劳动力调查制度。2013 年 4 月,又将月度劳动力调查范围扩大至 65 个城市。2015 年 7 月起,全国月度劳动力试点调查工作正式启动。2016年,上述并行的两项劳动力调查进行了整合,建立了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州、盟)。2018年4月起,国家统计局按月发布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2018年,我国首次将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两个指标一起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正式用城镇调查失业率替代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的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据来源,前者来自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后者来自社保部门的行政记录。二是对就业和失业人口的定义不同,前者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即就业人口是指16周岁及以上,在调查参考期内(通常指调查时点前一周),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了至少1小时的人,也包括休假、临时停工等在职但未工作的人口。失业人口是指16周岁及以上,没有工作但近3个月在积极寻找工作,如果有合适的工作能够在2周内开始工作的人。劳动力的年龄下限为16周岁,没有上限。登记失业率是指16岁至退休年龄内,没有工作而想工作,并在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失业登记的人员。三是统计范围不同,前者按照常住人口统计(既包括城镇本地人,也包括外来的常住人口),后者是本地非农户籍的人员。
  但是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存在样本量偏小的问题。目前全国每月调查约12万户, 涵盖家庭户和集体户,占城镇就业人员的0.03%。
  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从业人员分项,为环比指标,高于50%意味着就业人员扩张,低于50%意味着就业人员收缩。但是该指标在2014年以来常年低于50%,与实际的从业人员扩张相背离,指示意义有限。
  求人倍率数据源自人社部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仅限于统计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和求职的信息,参考意义有限。由于企业上报用工需求较为主动,而求职人员信息登记较为被动,造成需求信息口径大于求职人员信息口径,从而导致求人倍率部分放大。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需求职位在400-500万,求职人数在300-400万,且依赖于在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人倍率2011年以来一直在1以上,波动不大,且趋势上行,与经济下行趋势背离。2020年1季度的GDP大幅下行、调查失业率大幅攀升,但是求人倍率却大幅上升至1.62。
  考虑到官方失业率数据并不能全面反映就业情况,因此应从多方位多角度挖掘就业形势指标,多维度呈现就业市场的真实情况。就业人员规模连续两年下降、百度搜索找工作指数2019年创新高、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波动上行、就业景气指数(CIER)波动下行、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创新高、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本科生就业情况、以及近年来考研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反映了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外出农民工就业占比逐渐减少、农民工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一二三产业就业占比逐渐优化、城乡就业结构从2009年的3:4调整到2019年的1.33:1、主要行业就业增速以及公务员考试人数连创新高,这些反映了我国就业结构以及背后就业理念的变迁。本文将基于多维度的就业指标,对我国的就业形势、结构及理念进行全面分析。
  二、中国就业形势:总体压力较大,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
  (一)当前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去年同期,但全年就业压力较大
  2020年中国新增城镇就业1186万人,较2019年下降12.3%,但仍远高于年度目标的900万人。2013-2019连续7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人,每年中国新增就业人数都远超年度目标。2021年1-2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148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37%,但较2019年1-2月的174万人,下降15%。2021年1-2月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达到55万人,高于去年同期的43万人,但低于2019年同期的68万人;2020年末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达到270万人,创历史新高。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年年平均调查城镇失业率为5.6%,比2019年增加0.4个百分点,但低于6%左右的预期目标;2020年12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2021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4%和5.5%,低于去年同期的6.2%,高于2019年2月的5.3%。
  2021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在11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达到新高,2021年就业压力依然较大。疫情的影响复杂多变,国际疫情还在蔓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也比较大,给就业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

(二)就业人员规模连续两年下降,每单位百分点GDP创造就业的能力增强
由于出生人口持续下滑、老龄化率快速上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见顶(74.5%),绝对规模在2013年见顶(100582万人),中国就业人员在2017年达到了最高点77640万人,2018-2019连续两年就业人员负增长,2019年就业人员降至77471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但是失业率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这主要得益于就业优先战略、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央明确提出,稳增长就是保就业,要将保障比较充分的就业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底线。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工业经济到服务业经济为主导的结构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持续上升,经济增长仍是保障就业的第一稳定器。随着第三产业占比提高以及就业优先政策实施,每单位百分点GDP创造就业的能力增强。伴随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009年的44.4%上升到2019年的54.3%,2009年每1个百分点GDP的增长创造的就业是117万人,2019年上升到225万人,2020年上升为516万人,当然这与去年采取了特定的稳岗稳企政策有关。

  (三)求人倍率持续上升,但参考意义有限
  2010年以来全国职位的需求人数一直大于供给人数;我国的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和有效求职人数)2010 年一季度站上1之后,处于持续波动上行的状态,说明市场招聘需求的增长快于求职人数的增长。
  2020年三季度的就业数据显示,全国的职业需求人数为425.3万,职业供求人数为304.8万。全国职位的需求人数一直大于供给人数,全国的求人倍率在2020年一季度有较大的提升,达到了1.62,随着2020年二季度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市场活跃度提升,求人倍率为1.32,同比上升0.09,环比回落0.3,市场供求压力有所缓解。

  (四)分区域和城市:东部地区就业景气指数最高,一线城市最低,竞争压力大;新一线城市人才流入较多
  CIER指数是智联招聘网站的招聘需求与申请人数的比值,以1为分水岭,大于1时表明就业市场中劳动力需求多于市场劳动力供给,就业市场竞争趋于缓和,就业市场景气程度高。从就业景气指数(CIER)来看,2020年四季度CIER指数季度性回升,四季度CIER指数1.95,为年内高点,但低于2019年同期的2.18。分区域和城市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CIER指数依次递减,分别为即东部地区景气度最高,主要是岗位需求量大,依次是1.65、1.48、1.18和0.83,东北地区岗位需求量小;一线、新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CIER指数依次递增,分别为0.86、1.32、1.58和1.67,即一线城市竞争激烈,二三线城市就业景气较好,主要是一线城市的申请人数多。东部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CIER指数高于京津冀的CIER指数,分别为1.93、1.77和0.83。

  近期脉脉发布的《人才流动与迁徙报告2021》中,比较了主要城市的人才活跃度数据。人才活跃度=有强求职意向人群的数量与人才基数的比值,人才活跃度越高,意味着流入的人才越多,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越强。北京、杭州、上海、深圳、广州位列前五,南京、武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位列前十。此外,BOSS直聘、脉脉等招聘平台与职场平台发布关于人才流动趋势相关报告称,2020年新一线城市相对一线城市的平均人才流动率为1.2,为2017年发轫的“人才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人才净流入规模较2019年提升12.1%。在2020年城市人才净流入排名中,深圳、杭州、上海、成都、北京排名前五。长沙、贵阳、郑州、西安等“非一线城市”成为很多职业人就业的选择。

  由于一线城市工作、生活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压力,人才加速向生活更舒适、竞争相对较小的新一线城市流动。此外由于一线城市的土地紧张,生活成本过高,为了公司的长期发展,近几年各大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纷纷开始将许多业务迁往新一线、二线城市,给这些城市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新一线的机会越来越多,同时房价也在承受范围之内,因此这些地区的人才活跃度水平处于高位。
  (五)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供需错配的结构性问题突出
  2021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达909万人,较上年增长35万人,较1998年毕业的83万人涨了11倍,就业创业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其中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人数逐年增加,2019年分别达到了57.71万和6.26万。
  人才供需不均衡和就业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随着高等教育升学率持续提高,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不断提升,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重复单一的机械工作以及工作环境无法满足部分年轻人对于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制造业、服务业普工难招,技术工人短缺,“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与需求不匹配现象,主要源于教育培训与市场需求脱节。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18年就业人员与1982年相比,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0.9%上升到20.1%;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10.5%提高到18.0%;初中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26.0%提高到43.2%;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62.6%下降到18.7%。

  根据权威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本科计算机类领跑薪酬榜,电子信息类和自动化类紧跟其后,平均月收入分别为:6858元、6145元、5899元。本科生就业的绿牌专业包括:信息安全、软件工程、信息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艺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本科就业的红牌专业包括:绘画、音乐表演、法学、应用心理学、化学。绿牌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本科的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数字媒体艺术连续三届是绿牌专业。而红牌专业的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本科的绘画、音乐表演、法学从“下海潮”到“考公热”:中国就业形势、结构及理念的变迁、化学连续三年是红牌专业,这与相关专业毕业生供需状况、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匹配度不高有关。

  (六)研究生报名人数达377万,创历史新高,推迟就业时间
  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增加、就业形势的严峻以及竞争激烈,研究生报考人数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考研人数激增。但是研究生数量的增加,只是就业时间推迟,而非彻底解决就业。2017年考研报名人数突破200万,最近五年增长速度迅猛。考研报考人员中,往届生报考的人数逐渐增加,应届生考研和往届生考研人数的差距越来越小。根据教育部数据,2021年研究生报考人数为377万人,比上年增加了36万人,增幅为10.6%,再创历史新高。

  三、中国就业结构变迁:经济结构、制度和就业理念
  (一)城镇就业比重过半,且占比持续提高
  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城镇就业人员持续增加。2020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60%。1978年,城镇就业人员达9514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23.7%,其后持续上升。2014年城镇就业比重首次超越乡村,达到50.9%,城镇成为我国就业的主要阵地。2019年,城镇就业人员达44247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进一步提高到57.1%,较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33.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

  (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持续增加,2019年达47.4%,仍低于第三产业的经济占比6.9个百分点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吸纳的就业持续上升。但是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仍远高于其经济结构占比,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较大,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仍在,要继续推动劳动力就业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收入。
  197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70.5%,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17.3%和12.2%。2019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25.1%,但仍高于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的7.1%,相差18个百分点。二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呈增加态势,但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增长更快。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27.5%,低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38.6%,低1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蓄水池,2019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增加到了47.4%,但仍低于其占GDP的比重54.3%,低6.9个百分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间偏离较大,结构转变动能仍在。

  (三)非公有制经济吸纳就业能力增强
  根据统计分类,我国城镇公有制从业人员主要分布在城镇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主要分布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户。
  非公有经济就业占比逐年增加,而公有制经济就业占比逐年减少,私营单位的就业发挥着越来越重的作用。1978年,城镇9514万就业人员中仅有个体就业人员15万人,其余就业人口都集中在国有和集体单位。2019年城镇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5841万人,城镇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数为38406万人,占比约为86.8%。其中,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就业人员分别为14567万人、11692万人,分别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2.9%、26.4%。

  (四)外出农民工就业占比下降,中西部农民工回流
  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2019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959万人,减少466万人,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减少51万人。外出农民工占比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63.3%下降到2020年的59.4%。一方面是受疫情的影响,以往春节后的农民工返岗高峰并没有如期而至,很多农民工滞留家中,考虑到复工后仍然需要隔离等原因,很多农民工选择在相对灵活的本地务工;另一方面是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帮助下,农民工有更多的创业机会,吸引了很多农民工返乡创业。

  分地区来看,东部农民工占比减少,中西部农民工占比增加。2019年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55.9%,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就业的农民工分别为22.1%和22.0%,分别比上年上升0.4和0.5个百分点。农民工有从东部流向中西部的趋势。这一流动趋势反映了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地区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聚集了更多流入和回流的农民工。

  (五)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增速为负,公共管理、金融及教育等行业就业增速较快,信息软件业的平均工资最高
  2019年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量排前四的行业为制造业、建筑业、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教育。但从主要行业就业增速上看,2015-2019年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增速均为负,2019年的就业增速分别为-8.3%和-16.2%;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和教育的就业增速上升,2019年增速分别达到了9.5%和10.0%,教育业是人才需求增长的热门行业。2019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就业增速最快,分别达到了24.7%和18.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7-2019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就业增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7%以上。

  从主要行业的平均薪资水平上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工资最高,年平均收入达到了161352元。金融业和教育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工资也位列前茅。随着新动能的不断增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产业蓬勃发展,以新产业、新材料、IT、电子商务、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是毕业生期望签约的对象,呈现供需两旺的态势。

  (六)从“下海潮”到“上岸潮”:时代和社会理念改变,考公成热门选择
  1992年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由于体制外和体制内的收入相差巨大,很多抱着铁饭碗的人辞职离开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单位,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商创业,社会上掀起了一阵“下海潮”。
  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著名的南方讲话:改革开放的担子要大一点,敢于尝试,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很多人抓住了这次巨大的机会,武大三剑客(田源、陈东升、毛振华),万通六君子等一大批精英下海创业,捞到第一桶金。此次“下海潮”中成长起来了一批企业家,又被成为“92派”,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的经济变革的新篇章。
  随着主要行业的格局已经形成,强者恒强,赢者通吃,蓝海的机会相对变少。同时时代和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攀升,尤其是新冠疫情再度打压风险偏好,追求相对稳定则成了新的择业目标。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等单位岗位的工作稳定性高,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竞争越来越激烈。2020年公务员报名人数为96.5万,录取比例为2.5%。近些年公务员的参考人数稳定在90万以上,而录取比例仅2.5%左右,2019年更是低至1.59%。

  (七)就业制度和理念的转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青年就业经历了服从分配、双向选择和自主择业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服从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帮助失业人员解决就业问题,建立“统一就业”制度,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大学生的主要流向是国企和党政部门。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实行严格的劳动力控制,城镇毕业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而后大量返城形成待业,不过就业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到1982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就业实行的依旧是“统包统分”的政策。这一时期的大学生不用考虑毕业后的工作问题,考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这样的分配政策,一方面可以保证国家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对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使得大学生择业的主动性不强,竞争意识薄弱,接受被动就业,限制了毕业生自主择业的空间。
  第二阶段是双向择业。1985年中国开始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制度分步骤、分层次的进行改革,到1989年在全国实行“双向选择”制,高校毕业生开始向主动的、注重经济利益的择业观念转变。1984年,中国从计划经济模式向有计划的商业经济模式转变,这一阶段个体所有制经济、中外合营经济等企业主体纷纷给出优厚的待遇吸引高校毕业生,而党政机关科研部门等系统的吸引力减弱。1984年的“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调查显示,当时青年在就业时最看重的是社会地位,第二是社会意义,第三是发挥个人才能和报酬。而80年代后期,择业更注重符合个人特点和收入高。
  第三阶段是自主就业。1993年国家教委提出不再以行政分配为指导,改革“统包统分”就业制度。“铁饭碗”被打破,就业渠道拓宽,大学毕业生正式进入自主择业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国有企业改革、高校扩招的时代背景下,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毕业生在自主择业的同时,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毕业生的竞争意识增强。
  四、我国就业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行、产业结构改善以及市场准入持续放开、技术进步等导致从总体上未来的就业压力在逐步缓解,我国未来的就业压力主要体现为结构性压力,即部分重点人群如大学生就业难、就业难与招工难同时并存。此外,就业质量(工时、工资、保障等)的问题将更加凸显。总体上看,我国就业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农业就业占比过高。农业就业占比逐年下降,但仍远高于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第一产业的就业数量远远超过其自身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制度性障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受阻,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
  二是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企业对技术性、实用性人才需求相对较高,普通劳动力就业压力较大,劳动力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机器人应用的增加和人工智能的普及,对普通劳动力有明显的替代作用,而且替代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大,未来对就业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三是我国当前的就业质量有待进一步改善。未来要推动劳动的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加被尊重,“996”等严重影响劳动者身心健康的现象逐步得到解决;针对失业人员就覆盖面更大、水平更高的失业保障,对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失业保障范围。
  四是疫情的影响复杂多变,国际疫情还在蔓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也比较大,给就业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五大建议。
  一是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主体作用,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减税降费等方式激发企业活力,提供创新创业的基础。经济增长是稳定就业的基础。二是放宽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充分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作用。三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围绕劳动力市场的用人需求,开展技能培训,增强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引导教育培训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逐步匹配。四是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发挥失业保险基金的作用,让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人通过市场化方式就业,让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有社保兜底。五是发展都市圈城市群,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升级与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并举,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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